第29章 我：道破天机的日记（1/2）

第29章 我：道破天机的日记

（丁能通足足记了三大本日记，顾怀远认真阅读后，忽略掉了与创作小说无关的内容，以下是顾怀远通过筛选作为创作素材的日记摘录，因此忽略了年月日。）

一

星期一。晴。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写一部《驻京办史》。我以为，如果司马迁再世，他一定会在《史记》中专门写一章《驻京办主任列传》。不过京城大大小小的驻京办主任有六万多人，再加上副主任，以每个驻京办两位副主任计算，大概就有十二三万人，这近二十万人的驻京办主任还只是在职的，如果加上调走的、退休的简直无法统计，从中选出代表性人物，进入司马迁的列传，我想非我莫属。首先我在驻京办主任中知名度最高；其次我在驻京办主任中业务最精。我一直以为在社会科学领域，应该有一个重要分支，叫驻京办学，专门研究迎来送往、“跑部钱进”、信息搜集、感情联络、招商引资、截访维稳等专业，应该从哲学、文化、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科学、神学、生态等方方面面进行广泛的研究，之所以要建立驻京办学，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是因为驻京办是改革开放中不管黑猫白描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最早实践者，而且通过实践证明，其实不管白耗子黑耗子，只要战胜猫就是好耗子，同样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当然在驻京办学的分支学科中，尽管我对驻京办政治学、驻京办经济学、驻京办文化学、驻京办历史学、驻京办社会学、驻京办生态学、驻京办关系学等等，我都感兴趣，但是最喜欢的还是驻京办哲学。因为只有哲学是科学不能做出解答而神学又不能满意解答的事物，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我喜欢处于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之间的东西。而驻京办恰恰处于这两性之间，不仅机构如此，而且工作性质也如此。我知道哲学是从泰勒斯开始的，但驻京办哲学只能由我开始。因为是我最先想到这个问题的。罗素在谈到对苏格拉底前的哲学家的研究方法时，他认为应先为他们的立场设身处地，直到了解他们的思想，才可能放弃先前的偏见，采取准确的批评态度。我研究驻京办哲学的目的，也是希望那些诟病驻京办的人，别让心思在疑问中麻木了，设身处地地站在驻京办的角度想一想，了解一下驻京办为什么存在，驻京办存在的意义和贡献是什么，或许有可能放弃先前对驻京办的偏见，采取正确的批评态度，而不是一味地诟病和谩骂。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不阿谀时俗，不随波逐流的驻京办主任，也是一个言人不敢言的驻京办主任。赫拉克利特认为，人们用牺牲的血涂在身上来使自己纯洁是徒然的，这正像一个人掉进泥坑里却想用污泥来洗脚一样。我对这种陈旧的观点不能苟同，我认为，既然一个人已经掉进泥坑里了，就用污泥洗洗澡又有何妨，现在不是流行“泥疗”吗？污泥里不仅有有利于身体的矿物质，可以治病，犹如得了流感的人一旦痊愈自然产生抗体一样，而且具有美白的功效，也就是说，洗过“泥疗”的人会更干净，这就是辩证法。正如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被我们知道并受到赞叹，是因为与他们论战的敌人所散布的恶意的烟幕，使他们显得伟大一样，同样，驻京办之所以广受关注，也是因为对其嗤之以鼻的人恶意诟病，而使驻京办的重要性彰显出来，比如没有驻京办截访维稳，北京就会不稳定，还有什么比维持首都的稳定更重要的？要了解一个时代，我们就必须了解它的哲学，我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自己就是哲学家。这就是我研究驻京办哲学的初衷。希腊文明第一个有名的产儿就是荷马，我非常喜欢荷马的《奥德赛》，我从小就崇尚英雄，在十年特洛伊战争后，奥德修斯为了归家饱受漂泊之苦，奥德修斯的漂泊之苦不仅被荷马写成了史诗，也被乔伊斯演绎成了《尤利西斯》，只是乔伊斯拿他笔下那个在都柏林由于闲得无聊而闲逛一天的广告推销员布卢姆与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相提并论，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布卢姆通奸的妻子更不能与贞洁的珀涅罗珀相提并论。不过我很喜欢这两部巨著关于漂泊的主题，一晃我在北京也漂泊了好几年了，哪个驻京办主任不是漂泊者？驻京办主任是最典型的“北漂”或“京漂”。驻京办主任的妻子个个都是珀涅罗珀。荷马史诗中体现出来的命运必然性的思想，对希腊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我希望我的《驻京办史》和《驻京办哲学》也能对中国思想产生深刻影响。当然荷马不是一个诗人，而是一系列诗人，我也希望这两部著作不是由我一个人完成，而是由一系列驻京办主任来完成，当然这还只是一个梦想。能不能实现这个梦想取决于命运，连宙斯也要服从“运命”、“必然”与“定数”这些冥冥的存在，更何况驻京办主任了。驻京办主任最大的挑战就是随时处于自我交战的状态，“一方面被理智所驱遣，另一方面又被热情所驱遣，既有想象天堂的能力，又有创造地狱的那种顽强的自我肯定力。”我们信奉“什么都不过分”的希腊格言，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敢于过分。在希腊神话中，我们驻京办主任最喜欢酒神狄奥尼索斯，因为驻京办工作是令人陶醉的，在沉醉状态中，无论是肉体上或者是精神上，我们的想象力都能从日常顾虑的监狱里面解放出来。因此，我非常同意罗素的观点，“人类成就中最伟大的东西大部分都包含有某种沉醉的成分。”“科学可以给知识确定一个界限，但是不能给想象确定一个界限。”同样，驻京办学虽然博大精深，但是也是有界限的，然而一位优秀的驻京办主任的想象力是没有界限的。泰勒斯说，万物是由水做成的。我认为驻京办是由网组成的。泰勒斯说，大地是浮在水上的。我认为驻京办是浮在网上的。泰勒斯说，磁石体内具有灵魂，因为它可以使铁移动。我认为，驻京办机构内部也有灵魂，因为它可以“跑部钱进”。因此，泰勒斯认为，“水是最好的”；我认为，“网是最好的。”米利都学派认为灵魂是气，气包围万物，驻京办的魂，不是气，而是场，这种场包围了北京城。正如“数学对于哲学的影响一直都是既深刻又不幸的”一样，驻京办对北京的影响同样是既深刻又不幸的，之所以说影响是深刻的，是因为驻京办已经融入到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之所以说是不幸的，是因为驻京办的场由土、气、火与水四种元素组成，可以将北京城埋了，可以将北京城漂起来，可以将北京城烧了，可以将北京城淹了。何况在恩培多克勒看来，这四种元素都是永恒的。其实对于驻京办的场来说，更准确的元素应该是酒、色、财、气。尽管驻京办对北京城可以产生深刻的影响，但驻京办人仍然是异乡人，永远也摆脱不了“北漂”的命运，这也是我特别钟情于《荷马史诗》的原因。我相信毕达哥拉斯的轮回学说，更敬重他的同情心，当有人在街上虐待一条狗时，他毅然决然地上前制止，“住手，不要再打它，它是一个朋友的灵魂，我一听见它的声音就知道。”受毕达哥拉斯这种精神所感动，我在大庭广众之中一眼就能认出谁是驻京办主任、谁是部长、谁是省长、谁是市长。尽管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都处于流变的状态，犹如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但是无论衙门怎么变，官怎么换，我仍然可以一眼就认出他们。因为条达穆斯说：“绝大多数人都是坏人。”这与古代小学课本《三字经》开篇讲到的“人之初，性本善”的观点截然不同。赫拉克利特认为，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但可以成百上千次地走进同一家驻京办，当然驻京办主任也可以成百上千次地走进同一个部、委、办、局。这好像与灵魂有关，奇怪的是赫拉克利特认为灵魂是火和水的混合物，火是高贵的而水是卑贱的。灵魂中具有的火越多，灵魂就越干燥。他认为，“干燥的灵魂是最智慧的最优秀的。”我从来没有体味过灵魂干燥的感觉，我体会最多的是我的大便时常干燥，拉不出来。当然我也没有体味过灵魂是潮湿的，倒是身上总出汗，忙起来一身臭汗，湿乎乎的。赫拉克利特认为，喝醉了酒的人，灵魂是潮湿的，既然酒神的灵魂都是湿乎乎的，驻京办主任的灵魂也没有必要弄得干燥。何况灵魂越湿越快乐。通过研究驻京办哲学，我发现巴门尼德关于一是球体，一的全体无所不在的论断很有道理。因为驻京办包围北京城，将北京城包围成了球体，这说明驻京办的全体在北京城内也无处不在，因为目前任何单位都在重复着驻京办的功能，哪个单位不迎来送往？哪个单位不招商引资？哪个单位不“跑部钱进”？哪个单位不搜集信息？哪个单位不联络感情？哪个单位不截访维稳？我认为恰恰是驻京办功能社会化了，才使得驻京办成为关注的焦点。柏拉图将世界比做洞穴，在洞穴里面只能看到外面明朗世界的各种现实的暗影，驻京办的工作就是深入洞穴，然后发现各种现实的暗影，这些暗影犹如德谟克利特所说的虚无，他认为，当你用刀切苹果时，必须找到有一个可以插进去的空虚的地方。苹果如此，诺大的北京城更是如此，如果北京城是苹果，那么驻京办就是切苹果的刀，下刀的地方就是那些暗影。这恰恰是符合原子论者的观点，“没有什么是可以无端发生的，万物都是有理由的，而且都是必然的。”因此，驻京办也不是无端发生的，它产生的理由恰恰是中国问题的核心。正如罗素所言：“面包师为什么要做面包？因为人们会饥饿。为什么人们要铁路，因为人们要旅行。在这种情况中，事物可以用它们所服务的目的来加以解释。”任何事物都可以用它们所服务的目的来加以解释。驻京办也不例外，因此，没有必要以为驻京办进北京就是狼来了，说不定是羊入狼口也未可知呀！正如在柏拉图《国家篇》的第一卷里，特拉西马库斯所论证过的，除了强者的利益而外并没有正义。

星期四。阴雨。肖市长到北京两天了，是专程拜谒郑部长的。郑部长执掌着天文数字般的财政资金的投资方向的大权，他也可以决定把资金批给这个地方或企业，也可以决定把资金批给那个地方或企业，郑部长的手指缝儿稍稍松一松或紧一紧，就可以给某个地方或企业多批或少批几千万甚至几十亿，地方或企业与郑部长关系处得好，其巨大的“操作空间”对地方或企业的合理恩惠空间也就大一些，否则就小一些。我一直认为郑部长手中的“合理恩惠空间”实际上就是“腐败空间”，但是我认为屁用不顶，因为这种“合理恩惠权”在官场上是倍受崇拜的。正如普罗泰戈拉并不知道神是否存在，但他还是确信应当崇拜神一样，我们知道权就是神，更应该崇拜。其实任何神都是权的变种，总不能说，健康要比疾病好一些，就推断健康人的意见比病人的意见好一些吧。普罗泰戈拉认为“人是万物的尸度”，这个“人”中既有健康的人，也有不健康的人，当然也包括郑部长和驻京办主任了。何况我一直认为，驻京办人是北京的尸度。为了使郑部长赐予东州的恩惠多一些，肖市长一直在琢磨郑部长的喜好，为此这是肖市长第五次拜谒郑部长了。前几次一直没号准郑部长的脉，部长们大多喜欢古玩字画，郑部长不喜欢，男人们大多喜欢美人佳丽，郑部长不喜欢，似乎郑部长是个没有任何爱好的人，为此，肖市长碰了好几鼻子灰了，我也没少挨骂，我坚信任何人都有阿克琉斯之踵，便让在刘凤云大姐家当保姆的金冉冉通过郑部长家的小保姆探一探郑部长的爱好，金冉冉不辱使命，终于发现郑部长的重大爱好是吃狗肉，而且只吃从瑞士进口的不超过四个月大的圣伯纳狗。我得知郑部长这个爱好后，心情犹如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当我将这个好消息告诉肖市长后，肖市长当即批示科委成立圣伯纳肉用犬科研攻关小组，并决定在北京怀柔选址成立东州圣伯纳肉用犬研究所，实际就是以研究所做幌子，搞一个圣伯纳肉用犬基地。一晃儿狗肉基地建成两个多月了，这次肖市长进京有两个目的，一是专程给郑部长送品质最好的圣伯纳狗肉，二是带领市科技局领导考察圣伯纳肉用犬基地。毫无疑问，肖市长这次拜谒郑部长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郑部长答应五十亿资金尽快到位。肖市长万万没有想到，区区一条狗可以换几十亿资金，越想越觉得划算，心里一高兴，晚饭就多喝了几杯，本来想陪他出去散散步，见他有些累，就送他回了房间。他一进房间就问我最近读什么书呢？我说正在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他纳闷地问：“怎么突然对哲学感兴趣了？”我把刚沏好的毛尖递给他腼腆地说：“不瞒老板，我一直想琢磨一部《驻京办哲学》。”肖市长颇感兴趣地说：“好啊，这个题目有琢磨头，它应该包括官场上的全部秘诀，但有一条根本秘诀，你知道是什么吗？”我笑眯眯地摇了摇头。肖市长诡谲地说：“苏格拉底早就告诉我们了，在政治上没有一个诚实的人是能够长命的。在东州官场上，最诚实的人应该算是李为民了，但我丑话说在前面，像他那种自诩为民请命的人，注定是短命的，不信你就走着瞧。”说到这儿，他呷了一口茶，接着说，“能通啊，你研究《驻京办哲学》，你猜我最近研究什么哲学呢？”说完，他淫邪地一笑说：“告诉你吧，我最近恋上了屁股哲学，简直是其乐无穷啊！”接着他向我阐述了一通如何欣赏和享受女人屁股的理论，让我着实长了一回见识。老板认为，女人的脸蛋漂亮和屁股美白同等重要，甚至后者比前者还要重要一些，因为脸蛋是供男人欣赏的，屁股却是用来享受的。他问我，见没见过最美的女人屁股？我当然摇头不知。老板大概是酒后吐真言，他告诉我北京城最美的屁股远在天边，近在东州市驻京办，我顿时想到了一个人，就是接待处处长白丽娜，几个月前她了休一次假，有人说她专门去香港做美容手术去了，自从老板恋上白丽娜以后，这白丽娜像是被她妈又生了一次似的，妩媚动人极了，肯定是美容手术起的作用，莫非白丽娜连屁股也做了美容手术？借着老板有几分醉意，我一点一点往外套，果然老板向我透露，白丽娜为了讨老板欢心，专程休假去香港对屁股做了美容手术，足足了五十万！我被老板说的春情激荡，问他值五十万的屁股是什么样？老板眉飞色舞地说：“形象鲜桃，却有苹果般光泽，手感圆润，曲线优美，颜色诱人，让人看一眼就想侵入，特别是清晨，一缕阳光透过窗纱照在露在洁白被单外的上翅的屁股上，让人有一种情不自禁想咬一口、捏一捏的冲动。能通，世界上最美的东西也莫过如此啊！”看着老板说得如此享受，让我心灵有一种酸溜溜的醋意！

星期日。风和日丽。说实在的，通过金冉冉到周永年家做保姆这件事，我得到很多启示。如果东州市驻京办在所有京城大员家里都安插一位像金冉冉这样既漂亮又有高素质的保姆，那么我们的信息工作将迎来一个洞察一切的春天。为此，我拟了一个“统战计划”，只要将这些小保姆抓在手里，就等于在领导中安装了窃听器，甚至是针孔镜头。一想到工作每天都需要创新，我的心里就热乎乎的。毫无疑问，驻京办是政治体制的伟大创造，驻京办主任的工作和哲学家一样，都是智者的工作。罗素认为，“科学可以给知识确定一个界线，但是不能给想象确定一个界限。”驻京办主任的工作随时都在挑战我的想象力。柏拉图认为，哲学家是一个爱“洞见真理”的人；我认为，驻京办主任必须成为爱“见缝插针”的人。“统战计划”就是将领导家中的保姆个个都塑造成一根银针，扎在每位领导的腰眼上。

二

星期一。微风。如果我是贾宝玉，那么衣雪就是史湘云。罗小梅就是薛宝钗，金冉冉就是林黛玉。当然我这种比喻并不贴切，但我心里确实是这么想的。也正因为如此，我才和衣雪成了夫妻。因为根据红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史湘云才是“降珠仙子”，脂砚斋很可能是曹雪芹的妻子，脂砚斋就是史湘云。我喜欢史湘云并不是因为她是“降珠仙子”，而是因为她身心健康、爱憎分明。连网上都流行一句话：“生子当如孙仲谋，娶妻当娶史湘云。”但是男人哪个不是看着锅里的，还惦记着碗里的，何况罗小梅不仅肌骨晶莹，而且善解我意，金冉冉更是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哪个男人没做过娶三妻四妾的美梦？驻京办主任大多常年两地分居，别看工作是“诱惑”领导，但是面对诱惑，谁不心向往之？驻京办毕竟不是柏拉图的乌托邦，即使是在柏拉图的乌托邦，青年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是必须见识见识种种“诱惑”的，“让他们看看恐怖的形象使他们不至于恐怖，也看看坏的享乐使之不至于诱惑他们的意志。唯有当他们经得住这些考验之后，才能认为他们适宜于作卫国者。”让我无法理解的是在这个连“性交是自由”的世界里，还有什么是“诱惑”？柏拉图在他的《国家篇》中明确地说过，“撒谎是政府的特权，犹如开药方是医生的特权。”看来在乌托邦，撒谎者是高贵的，如果说还有诱惑的话，那么只能剩下撒谎了。驻京办主任当然天天纠缠在谎言中，但对我来说撒谎并不是什么诱惑了，不过是一种令心灵麻木的工作。记得刚到北京上任时，举目无亲两眼一抹黑，全凭巧舌如簧搭关系，像大蜘蛛一样到处织网，如今已经织就了天罗地网，身心疲惫，麻木之余，最大的诱惑就是寻求刺激，偷情对于一个两地分居的男人来说当然是最具刺激性的，也是最好的发泄途径，就这样我坠入了小梅的温柔乡。要不是“肖贾大案”我怕是要醉死在温柔乡里。其实真正让我警醒的是我被解除双规之后，石存山陪我到琼水湖畔的鲜餐厅吃饭，罗小梅留话给我，让我再去一趟恭王府，我以为小梅会在恭王府等我，走进恭王府，觉得自己就像是被柏拉图关在洞里的囚犯，仿佛背后燃烧着一堆火，面前是一座墙，所有参观恭王府的人都是飘飘荡荡的影子。我站在独乐峰前，感慨万千，不禁想起了《暗店街》里的一句话：“飘飘无所适，不过幽幽一身影”。我突然顿悟，我要从像地牢的洞穴里逃出来，像爱德蒙·邓蒂斯一样从地牢里逃出来，怎么逃呢？我想起《基督山伯爵》中二十七号老囚徒对爱德蒙说的话：“在罗马，我的书房里有将近五千本书。但把它们读了许多遍以后，我发觉，一个人只要有一百五十本精选过的书，对人类一切知识都可以齐备了，至少是够用或把应该所知道的都知道了。我了一生中的三年时间来致力于研究这一百五十本书，直到我把他们完全记在心里才罢手。”从那时起，我决定博览群书，有朝一日撰写《驻京办史》或《驻京办哲学》。人一旦有了精神追求，面对诱惑就有了推动力。如果将北京城比做一座山的话，我已经在雾里走遍了这座山，直到每一条道路、山岭和山谷一一地都已经非常熟悉了，现在该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从远处来清晰地整个地观看这座山的时候了。那么什么是望远镜呢？我想只能是思想，而思想恰恰是驻京办主任最缺乏的。

星期五。云。肖鸿林和贾朝轩已经寂灭为尘土了，但是我每每想起他们，心情还是久久不能平静。苏格拉底说，死就是灵魂与身体的分离。然而，我却觉得，肖鸿林与贾朝轩的灵魂虽然与他们自己的身体分离了，却并没有下地狱，也没有上天堂，而是附在了我的肉体中，我能感觉到他们两个的灵魂在我心里窃窃私语，议论的话题竟然是“政声人去后”。肖鸿林洋洋自得地说：“朝轩，别看咱们俩都是贪官，贪的数目也差不多，但是东州老百姓更留恋我，更同情我，骂我的人也要比骂你的人少得多！”贾朝轩不愤地说：“那是他们眼睛瞎了，别忘了我们那届班子，最大的政绩是城市建设，而我是主管市长，没有我这个常务副市长整天为东州筹集资金，你这个一把手怕是连公务员的工资也发不出来。你不过是利用一把手的优势到处摘桃而已，你嫉妒我功高盖住了你，便拼命作秀，捞政治声望，你不懂政治，但很懂作秀，可是作秀要讲究个度，要不是你利欲熏心、好大喜功，排斥异己，专横跋扈，怎么可能死两回呢？”肖鸿林不解地问：“朝轩，明明是死了一回，怎么成了死两回了呢？”贾朝轩冷笑道：“被法律判处死刑，你死了一回，老天让你得了癌症，又死了一回，你作孽太多，尽管蒙骗了老百姓，但你蒙不过老天爷，因此你怎么都逃不过一死的。”每当我心静时，两个人就在我心中争论不休，我听着他们唇枪舌剑，受到不少启示。肖鸿林是表演型贪官，贾朝轩是实干型贪官，肖鸿林由于善于表演，尽管腐败了，但是留下了好名声，以至于生前的风流韵事都被报告文学作家称之为寻求真正的爱情；贾朝轩虽然很能干，大多被老百姓视为肖鸿林的政绩其实都是贾朝轩干的，但是由于他是二把手，只能把摘桃的机会让给一把手，再加上没有肖鸿林善于收买人心，以至于死后倍遭诟病。看来政治上的伪善是可以博得名声的，但伪善需要极高的演技。我跟随肖鸿林多年，贾朝轩就任常务副市长后又主管驻京办，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对他们的演技太熟悉了。柏拉图说，灵魂就像眼睛一样，哲学是一种洞见，乃是对真理的洞见，我通过我的眼睛洞见到原来现实是主观的，正义的本质是虚构。

星期日。多云。我是在罗小梅的矿上看到顾怀远刚刚出版的大作《心灵庄园》的，说句心里话，我是一宿没合眼看完的，看得我心惊肉跳。应当承认，这部书写的很现实，也很真实，顾怀远是想以一己之力澄清“肖贾大案”的真相，还原真实的肖鸿林与贾朝轩，以及东州官场的众生相，很显然，他在动笔前就下决心破釜沉舟了，不然以他的聪明不可能想不到书出版后的后果。我断定，他想以此书为界限，从此与官场分道扬镳了。然而，正如我所预料的，这部书出版后，尽管顾怀远采取了“甄士隐”的写法，仍然引起东州官场一片哗然，人们纷纷对号入座，并因此对他大加诟病。这几天来驻京办的东州官员无不谈《心灵庄园》，某位副市长到驻京办酒后吐真言，声称已经通过一位黑道人物给他递话，让他小心自己的狗爪子，再胡写就给爪子剁下来，还有某位副秘书长到驻京办出差，我宴请他时，谈到《心灵庄园》时恼羞成怒地说：“我他妈也没干他写的那些事呀，他怎么能那么写我呢？就不怕晚上走路，让人用板砖拍死？”我说：“你怎么这么糊涂，人家写的事不是你干的，你怎么还硬往头上安呢？这不是没病找病吗？拿小说当真事，你是不是脑袋进水了？”很显然，很多人害怕他手中那支笔，为什么？因为他捅到了这些人的痛处，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害怕一部小说呢？我认为这些人都是“肖贾大案”的漏网之鱼，或害怕监督的人，怀远知道的太多了，无论怎么虚构，他们都能捕捉到自己的影子。然而，从我们驻京办全体同事的反映来看，无不认为《心灵庄园》这部小说既写出了灵魂深度，又写出了精神高度，是当下难得的现实主义力作。我一向认为怀远是中国少有的具有批判精神的作家，但是官本位的文化传统让人们养成了歌功颂德的习惯思维，批评与自我批评早就转化为表扬与自我表扬。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但是仰望星空的人一定是精神上的高贵者，从这些人身上很难找到媚骨。罗素认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比起一个傻瓜来，乃是万物的更好的尺度。”毫无疑问，顾怀远是个有智慧的人，只是他的智慧不够圆滑，尽管他的头是圆的，但是他的智慧并不圆滑，看来他在写《心灵庄园》之前，没有研究过柏拉图的宇宙生成论，不懂得“圆的运动是最完美的”。尽管怀远给贾朝轩当秘书时很圆滑，但是当作家还不懂得圆滑的重要性，其实无论干什么，人还是圆滑一些更安全。也许我这样理解怀远有失偏颇，或许怀远不想再做“套中人”，他想做一个真正的自己，还原“肖贾大案”的本来面目，以小说的形式记录下这段历史，尽管如此，他似乎并未达到目的，因为他太想做一尊雕像了，要知道无论你怎么雕琢自己，你也是给贪官当过秘书的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是常识，常识是什么？就是习惯势力。一个人想与习惯势力抗争，有点太不自量力了。尽管我的理想也是做一尊雕像，但是经过“肖贾大案”后，我豁然明白，做大理石才是最安全的。特别是在官场上，我宁愿做大理石，决不做雕像。尽管“一块大理石是一座潜在的雕像”。可以肯定地说，从现在开始，我和怀远大概就像亚历山大和亚里士多德一样，只能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精神世界中了。

三

星期二。多云转晴。副市长何振东是主管城市建设的，却突然亲自给我打电话让我在北京影视圈里找一些关系好的电视剧方面的专家，搞一个关于电视剧《爱情舞》的研讨会。《爱情舞》这部戏我知道，前段日子“小玉女”王端端曾经领着个漂亮的女制片人找过我，想通过我在东州找个有实力的投资人，这位娇美可人的女制片人叫艾姬，很看重《爱情舞》这部戏，自己实力有限，只能投资两百万，还差一千多万，我深知“小玉女”王端端和何振东的关系，便顺水推舟地说：“端端，何副市长是主管城建的副市长，手里捏着那么多大房地产商，那么大的菩萨，你不去拜，怎么找我这个小沙弥呀？”“小玉女”不屑地说：“丁大哥，振东是个政客，不懂艺术，找他怕是对牛弹琴。”我推脱说：“端端，这你可不懂了，政治是最高端的艺术，政治家个个都是艺术家，不信，你和小艾去见何市长，保证你不虚此行。”很显然，小艾不知道王端端还认识一位东州市有实权的副市长，心一下子动了，对“小玉女”开玩笑地说：“端端，管他懂不懂艺术，只要肯帮我们找到投资人就行。时间不等人，我有预感，这部片子肯定火，听丁大哥的口气，你和这位何副市长很熟，干嘛不领我去见见他，该不会是你的心上人，怕我抢了不成！”王端端听罢用小拳头捶着小艾说：“瞧你说的，我就这么小气，只是那个何振东是个大色魔，我怕把你送到狼嘴里。”艾姬也是开机心切，娇嗔地说：“指不定谁是狼呢！”那天送走两位美女，我几乎把这件事忘了，没想到她们还真去找何振东了，以至于何副市长竟然亲自给我打电话，要我在北京园安排一场别开生面的电视剧《爱情舞》的研讨会。为什么说是别开生面呢？因为他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事先和专家打好招呼，在研讨会上只讨论这部戏不能拍的理由，为此，让我私下里为每位专家塞一个信封。我放下电话，始终没猜明白何振东骨子里卖的什么药。更没想到他会亲自飞北京来参加研讨会。我在北京园国际会议厅精心布置了研讨会会场，小艾和何振东一起走进会场时面容娇俏动人，情绪高涨，很显然对《爱情舞》开拍充满了信心。我当时就预感到这姑娘着了色道，还沾沾自喜，说不定一会儿就得哭了。果然，随着研讨会的进行，专家们对这部戏横挑鼻子竖挑眼，挑的一无是处，小艾眼泪止不住地流，我当时就全明白了，一定是何振东见小艾长的漂亮，起了淫心，但得手后又懒得找麻烦，就想出这种开研讨会的形式打发小艾。研讨会开到一半时，小艾就抹着眼泪悄悄退场了，我望着小艾娇美的背影，情不自禁地想起“希腊化时代”的米南德的话：“我知道有过那么多人，他们并不是天生的无赖，却由于不幸而不得不成为无赖。”犬儒派创始人狄奥根尼决心像狗一样地生活下去，所以被称为“犬儒”，今天的研讨会让我发现了自己身上的“犬性”。

星期日。晴空万里。难得过一个清静的大礼拜，傍晚，我开车去接冉冉，约好我们一起吃饭，然后去听音乐会。我们在萨拉伯尔吃完饭走出餐厅时，脉脉含情的黄昏已经变成了暧昧的黑夜。我开车驶往保利大厦，金冉冉像新娘子一样坐在我身边，我脑海里浮想联翩地意淫着，仿佛恶魔在暗中一边引诱我一般阻止我，心里的感觉真是既幸福又痛苦。就在这时，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号码，我讨厌有人打扰我难得的浪漫，毫不犹豫地关了机，冉冉提醒我：“哥，别是哪位领导找你，耽误了大事！”我一向是不关机的，市领导的手机号我了然于胸，就是国家各部委领导的手机号我也熟得很，早就存在了手机里，不知为什么刚才的手机号不仅不熟悉，而且响得有些邪气，冉冉这么一提醒，我只好开机，刚开机，手机又响起来，还是刚才的号码，我只好接听，想不到对方得意地问：“能通，你小子还能听出我是谁吗？”这声音太熟悉了，我不禁心里一紧，本能地问：“袁市长，你怎么能打电话给我？”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袁锡藩正在监狱里蹲大牢，想不到这个被判了无期徒刑的东州市原副市长，蹲了大牢还这么神通。我问他找我有什么事？他愤愤地说：“老弟，有一件大事，大哥想和你商量商量。”我顿时警觉地问：“什么大事？”袁锡藩怕我多心，连忙解释道：“老弟，洪文山最近出版了一本大作，你知道吗？”我懵懂地问：“什么大作？”袁锡藩咬牙切齿地说：“《洪文山文选》，你听听这名字，与《邓小平文选》就差三个字，政治野心昭然若揭，最令人气愤的是起印五十万册，靠权力向下摊派，乡以上干部人手一册，版税挣了一百多万，这分明是变相索贿呀！能通，当年‘肖家大案’洪文山可是中纪委的马前卒，典型的小人，要不是他上蹿下跳，肖鸿林也不至于判死缓，以至于得了癌症，死在监狱中，我也不至于判个无期，别看他如今是东州市委书记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老弟，你可别忘了，他可是害肖鸿林的刽子手，肖鸿林可是你的老板，常言道，忠臣不侍二主，你小子怎么干也是肖鸿林的人，他洪文山不可能重用你，莫不如借机告他一状，让中纪委也对他进行一次双规，以解咱们哥们心头之恨！”我虽然听得心惊肉跳，但还是故作感兴趣地问：“怎么告？”袁锡藩迫不及待地说：“我已经写好了举报信，给你寄过去，你转交给中纪委的刘凤云，保证能叫洪文山吃不了兜着走。”我听罢故作配合地答应了，心想，想不到你袁锡藩蹲着大牢害人之心还不死，寄吧，寄来我立即转给洪书记。挂断电话，冉冉问我怎么回事，我简单说了，冉冉担心地说：“哥，像袁锡藩这种小人一定要提防，一个人所获得的权势越大，嫉妒他因而想害他的人数就越多，伊壁鸠鲁派的认为，‘有智慧的人必定努力时生活默默无闻，这样才可以没有敌人’，你们洪书记大概是太张扬了。”听了冉冉的提醒，我叹道：“不瞒你说，我就像是被栓在车后面的一条狗，不得不随着车子一起走。芝诺以为，‘每一个人只要能把自己从世俗的欲望之中解脱出来，就有完全的自由’，他却不知世俗的欲望犹如空气，是无处不在的，斯多葛派的代表人物爱比克泰德认为，‘每个人都是剧中的一个演员，神指定好了各种角色，我们的责任就是好好地演出我们的角色，不管我们的角色是什么’，驻京办主任就是一个角色，我的职责就是演好这个角色。”金冉冉莞尔一笑地说：“哥，‘斯多葛主义里有一种酸葡萄的成分’，他们认为真正的善是要为别人取得世俗的好东西的意志，哪怕这些世俗的好东西是虚伪的，按他们的说法，‘跑部钱进’也是一种善。”我淡然一笑诡辩地说：“冉冉，还是普罗提诺的理论比较现实，‘灵魂从高高在上的理智世界，又是怎样进入人体之内的呢？答案是：通过嗜欲。嗜欲有时尽管是不高尚的，却可是比较高尚的。’你觉得呢？”冉冉一时无语。

星期五。大雨。大雨下了一宿，早晨也没停。清晨我刚进办公室，杨善水就跟了进来，我知道老伙计要不是有急事，不会冒着雨一大早来见我。自从他分管“截访维稳”工作以来，就成了我的救火队长。我估计他急匆匆找我，一定是遇上了难缠之事。果然，他告诉我，昨晚从公安局领回一位上访老人，口口声声要告东州市委书记洪文山，而且上访了北京十几个部门，不仅没有人接待，连大门也没进去，情急之下见到奥迪车进出机关大门就拦车喊冤，结果被110请进了公安局，老人不依不饶地喊冤，大声质问谁是百姓的父母官？我一听就知道这位老人肯定有冤屈，连忙随杨善水去了他的办公室，边走边想，欧利根认为，太阳也能犯罪，洪文山在我心目中虽然一直是个好书记，但自从他上任以来发展观倍受质疑，大搞什么楼宇经济、深耕政策，妄想将东州的大街小巷都变成金街银带，恨不得一夜之间，东州变成曼哈顿，成千上万的高楼大厦像长庄家一样长出来，为此市长夏闻天与洪文山没少在常委会上拍桌子，可是洪文山一意孤行，只要是开发商看中了地段，不管老百姓的房子是住了二十年的，还是住了不到十年的，一律拆迁，补偿又不到位，搞得市民怨声载道。毫无疑问，发展观不科学，必然导致人心向背。圣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向上帝忏悔说：“我热爱自己的过错，我并不爱导致过错的原因，而是爱我这过错本身。”洪文山显然是个爱过错的人，当然他是执迷于过错，身在错中不知错。殊不知发展观不科学，表面上看是过错，导致的后果却是罪。奥古斯丁认为，公义是最高的美，但我们的百姓不通过苦难就很难得到它，甚至苦难过了也未必得到，就是因为一些领导干部将善当成了施舍。走进杨善水的办公室，椅子上坐着一位须发灰白，犹如干蒿，眼窝深陷，形销骨立的老人，脸上的皱纹没有弯的，而是直的，犹如道道裂痕。一进门，杨善水就介绍说：“胡大爷，你不是要见我们驻京办的一把手吗？这位就是我们驻京办的一把手丁主任，有什么冤屈你老就说吧。”老人表情僵硬地看了看杨善水，又看了看我，用沙哑的声音问：“你没骗我？”我连忙自我介绍道：“大爷，我叫丁能通，是驻京办主任。”老人这才叹了口气说：“我来之前就打听过了，进京上访也是无济于事，官僚机构，罔顾民情，官官相护，古来如此。最后那些上访者都是要驻京办给截回去的。好在咱们东州市驻京办是个关注民生的驻京办，我进来时发现，你们还有民生处，东州药王庙社区居民进京上访，就是你丁主任接待的，最后问题得到了解决，你丁主任是个好官，能不能也为东州市一千七百户靠报刊亭活着的下岗职工谋一条生路，如今市委要搞楼宇经济、深耕东州，可这城市楼房不是农田里的庄稼，可以割了一茬再种一茬，眼下不光拆房子，连合理合法的报刊亭也成了违章建筑，说拆就拆，那可是王元章书记在时，为解决下岗职工就业，经过拍卖竞标和市政府签了合同的，怎么好端端的就成了违章建筑了，连最起码的补偿都不给，这还讲不讲理。我一家老小就指望这个报刊亭吃饭了，再说，东州市几百万市民到哪儿去买报纸去？这哪儿是发展，简直是发昏了。丁主任，我可是代表一千七百户报刊亭业主进京的，既然你们从公安局把我请到了驻京办，你丁主任就给拿个主意吧。”我没承想是这么棘手的问题，怪不得杨善水急匆匆地找到我，连夏市长都左右不了洪书记，我这个小小的驻京办主任又能怎样？可是望一眼这位可怜巴巴翘首以盼的老人，恻隐之心绞得我心神不安，转念一想，能管这事的只有省委书记林白了，都是省委常委，恐怕洪文山连省长赵长征也未必放在眼里，索性我问老人有没有状子，老人用颤抖的双手从怀里拿出状子递给我，我郑重其事地向老人保证，一定将这份状子递给省委林书记，老人听罢，感激地流下了眼泪。我握着老人的手，情不自禁地想起圣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的话：“让泰勒斯和他的水一道去吧，让阿那克丽美尼和空气一道去吧，斯多葛学派和火一道去吧，伊壁鸠鲁和他的原子一道去吧。”我心想，就让丁能通和他的良知一道去吧。

四

星期三。零星小雨。为了东汽集团资产重组和海外上市，陪吴东明市长“跑部钱进”，忙了一整天，但收获不大。在晚宴上，吴市长说我脑袋灵光，让我动脑筋想一想，有没有“跑部钱进”的捷径，我略加思索说，当然是吹枕边风最有效。吴市长深受启发，他颇感兴趣地问：“你的意思是走夫人路线？”我重重地点了点头。吴市长眼睛一亮，大为慨叹道：“你还别说，京城大员们的夫人们可是一笔雄厚的政治资源，要是将这些夫人们拢在一起，为东州所用，那我们‘跑部钱进’可就如虎添翼了。能通，你小子好好动动脑筋，用什么办法才能将这些夫人们拢在一起呢？”我沉思片刻，计上心来，出了一个让吴东明大家赞赏的主意，“吴市长，其实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搞一个名副其实的夫人俱乐部。”吴市长听了为之一振，追问道：“怎么个夫人俱乐部？”我得意地说：“要想将京城大员们的夫人们拢在一起，搞一个夫人俱乐部，只有通过‘做慈善’的名义，我提议市财政提供启动资金在京城搞一个东州慈善基金会，牌子就挂在北京园，然后利用我们掌握的人脉联系京城的夫人们，让她们担任名誉理事长、理事长、常务副理事长、副理事长等职，一方面做慈善是积德的事，夫人们不好拒绝，另一方面，以夫人们的号召力，大款们会纷纷慷慨解囊。我们既可以通过这些夫人们吸引京城甚至全国的商人向东州投资，又可以通过这些夫人们掌控她们丈夫的信息，一举两得。”吴市长听罢一拍大腿，兴奋地站起身，来回踱步，他大手一挥说：“能通，你小子这个主意出的好，就按你的主意办，另外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一定要精挑细选，多选些既精明能干又英俊潇洒的小伙子，为了博这些夫人们的欢心，咱们也要施点美人计。别看这些夫人们表面上风风光光的，其实哪个不是春闺寂寞，内心孤独，即使老公在身边，夫妻生活也大多是力不从心，有其名无其实，我们就是要从她们的薄弱处下手，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不愁这个夫人俱乐部不为东州创造奇迹呀！”望着兴奋的吴市长，我忽然想起鲍依休斯在他的《哲学的慰籍》中的两句话，“人因获得神性而享幸福”，“凡获得神性的人就变成神。因而每一位幸福的人都是一位神。”毫无疑问，今天应对吴市长我似乎获得了某种神性，我一直认为在官场上，驻京办主任是最幸福的职位，因为能胜任驻京办主任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些神性。罗素认为，历史并不像哲学家所设想的那样是循环的，但是我敢肯定，只要官本位的体制“垂而不死，腐而不朽”，驻京办的历史一定是循环的。罗素认为，教皇格雷高里在某种准确意义上来说，是最后一个罗马人了。我却认为，只要官本位的思维定式不变，永远不会有最后一个驻京办主任。即使驻京办是一种有朽的机构，驻京办“跑部钱进”的精神是不朽的，对于这一点，我充满信心。

星期六。晴。难得过一个大礼拜，昨天晚上省驻京办主任薪泽金心血来潮在清江大酒店请我喝酒，说是还有南江省驻京办主任吴子虚。和吴子虚喝过几回酒，但总有点话不投机，不过碍于薪泽金的面子，只好如约前往。席间，吴子虚不停地与一位苏老板通手机，好像是商量项目款的事，薪泽金不耐烦，让吴子虚将这位苏老板叫来一起喝酒，省得你老兄不停地打电话，搞得大家都喝不好酒，吴子虚欣然应允，让苏老板到清江大酒店，声称给他介绍几个朋友。我好趣地问：“老吴，一直听说你们省驻京办要重新选址，莫非地址选好了，就要开工了，不然怎么和这位苏老板大谈项目款呢？”吴子虚毫不避讳地说：“能通，建大厦多费劲，买一栋现成的立即就能使用，和我通话的这位苏老板是搞房地产中介的，谈妥了港资建成的一座大厦，我们驻京办已经搬进去了，只是中介款还有点小麻烦。”我试探地问：“多少钱一平米拿下的？”吴子虚油滑地说：“我吴子虚可没有你丁能通空手套白狼的本事，只能凭底气死扛市场价了。”我不屑地说：“老吴，怕是没那么简单吧，听口气，你对那位苏老板毕恭毕敬的，这么大的一栋楼，你老吴会不捞一点油水？”吴子虚顿时指天戳地地发誓说：“丁能通，天地良心，别以为你弄了个亲民驻京办的好名声，别的驻京办就都成了反腐办，告诉你，论亲民，南江省驻京办也是首屈一指。”正说着，那位苏老板风度翩翩地走了进来，吴子虚连忙介绍，大家互相寒暄坐稳后，薪泽金亲自为苏老板斟了酒，一边斟酒一边有意无意地问：“苏老板既然能为南江省驻京办选一个好大厦，可不可以费费心也为清江大厦操操心。”苏老板装出一副无奈的口吻说：“薪主任，要不是看在我那老同学的面子上，我才不干这受累不讨好的事呢。一千多万元中介费还得通过打官司的形式拿到。好辛苦。”我听得糊涂，便追问：“老同学是谁，怎么合理合法的中介费还要通过打官司才能拿到。”吴子虚怕苏老板说走了嘴，连忙接过话茬说：“苏老板和我们省长的儿子是老同学，是我求大公子找苏老板帮忙的。”我越听越觉得吴子虚和苏老板之间有猫腻，便不多问，岔开话题打趣地问：“老吴，上次喝酒，你和泽金吹牛，说你高尔夫打的好，刚好是大礼拜，明天咱们三个到怀柔比一场怎么样？”薪泽金连声称好，吴子虚更是跃跃欲试，苏老板饶有兴趣地说：“可不可以凑凑热闹啊！”薪泽金热情地说：“当然可以了。”就这样大家约好明日一早到清江大厦集合，然后去怀柔打高尔夫球。然而第二天我开车赶到清江大厦时，吴子虚、苏老板都没有到，薪泽金不停地给吴子虚打电话，手机光响没人接，于是薪泽金就给吴子虚发了短信，也不回，薪泽金和吴子虚是多年的好友，两个人还是老乡，他一边打电话一边说：“老吴说话一向稳当，今天这是怎么了？”我们等了一上午，也不见人影，我生气地说：“我看这家伙满嘴跑火车，这么等也不是事，还是该忙啥忙啥去吧。”便赌气开车跑了，晚上薪泽金给我打电话，说是给吴子虚打了一天电话没人接，又试着按名片上的号码给苏老板打手机，也没人接，怎么回事呢？我想起吴子虚见了苏老板蝇营狗苟的样子随口说：“大概是被双规了吧？”薪泽金以为我说气话，不以为然地说：“净瞎说，怎么可能呢？”我不客气地说：“信不信由你。你忘了他昨晚说到中世纪的主教腐败时仿效主教的口吻说：‘我付出黄金，而当了主教；只要我按照自己分内的权限行事，我也不怕捞不回这笔款项。我任命一个祭司，于是我收到黄金；我安排了一个执事，于是我收到一堆白银，看吧，我付出去的黄金，现在又重返回了我的钱囊。’这家伙很羡慕中世纪主教的生活方式，我看他八成因买南江大厦贪污受贿被双规了。”薪泽金死活不信，结果下半夜给我打电话，沉重地说：“能通，真让你说着了，这小子伙同省长的儿子和苏老板侵吞南江大厦项目款被省纪委双规了。”我纳闷地问：“打官司是怎么回事？”薪泽金叹了口气说：“为了把国家的巨额财产从国家的口袋里掏到私人的口袋里，吴子虚要披上一个合理合法的外衣，不过是通过仲裁来洗钱。”我挂断电话，不禁为圣奥古斯丁的困惑而困惑，“犯罪的是灵魂，但如果灵魂不遗传而是重新再造，那么怎能遗传亚当的罪呢？”

星期四。微风。这几天心情一直非常沮丧，一位失地老村长代表全村失地农民进京上访，我苦口婆心劝回了东州，吴市长却打电话臭骂了我一顿，说我违背组织原则，背着他将他的电话告诉了老村长，老村长回到东州后天天给他打电话，搞得吴市长焦头烂额。其实我根本没把吴市长的电话告诉过老村长，无论我怎么解释，吴市长也不相信，还威胁我“你那个驻京办主任我看是干到头了！”我听了这话，心里别提多窝火了。我就纳闷了，那个失地老村长是怎么得到吴市长电话的呢？也难怪老村长天天骚扰吴东明，为了搞工业开发区，八个村子的农民失去了土地，补偿标准太低，根本无法维持长远生计，家园被毁，种田无地，就业无岗，换谁都会变成一匹寻找生路的狼，但是吴东明为了要政绩，却无视农民的诉求，好端端要把这一群善良的农民逼成寻找生路的狼群，根本不懂放狼一条生路的执政智慧，这不是发展，简直是发昏。沮丧了好几天，想不到今晚习涛突然请我喝酒，席间委婉地代吴市长向我道歉，声称吴市长由于不堪其扰，给老村长的电话上了手段，原来向老村长提供吴东明电话的是县信访局局长，这位信访局局长对掠夺农民失地搞什么工业开发区非常反感，暗中帮助老村长，进京上访也是他出的主意，这无疑是一位“以民为本”的信访局局长，但是吴东明这一上手段，他必然暴露了自己，恐怕乌纱帽不保，但既然这么做了，估计他也想到了后果，我心里不禁油然而生敬佩之情。习涛是吴市长一手提拔的，今晚这顿酒无疑给我吃了颗定心丸。然而我也清楚了“手段”二字的残酷，既然吴东明给老村长的电话上了手段，能给县信访局局长的电话上手段，那么会不会也给我的电话上手段呢？这么一想，我不禁惊出一身冷汗。写《君主论》的马基雅弗利认为，“手段问题能够不管目的或善或恶，按纯粹的科学方式处理。‘成功’意思指达到你的目的，不管是什么目的。假若世界有一门‘成功学’按恶人的成功去研究，可以和按善人的成功去研究同样研究得好——实际上更好，因为成功的罪人实例比成功的圣贤实例尤为繁多。然而，这门学问一旦建立起来，对圣贤和罪人同样有用，因为圣贤如果涉足政治，必定同罪人一样，希图成功。”这分明是在宣扬，为了成功可以不择手段，但是马基雅弗利坚持认为，“文明人几乎一定是不择手段的利己主义者。”简直是谬论。我一直不理解一派胡言的《君主论》也会成为世间经典，作为一名有良知的驻京办主任，我更坚信，“民之声即神之声”。哪怕这种“神之声”是乌托邦，我也视之为信仰，因为人之所以称之为人，是因为人有信仰，而我是一个有信仰的驻京办主任。

五

星期一。阴。我特别不喜欢阴天，每逢阴天，我就像得了抑郁症一样，今天一大早，太阳就没睡醒，一直躲在乌云后面，我草草地吃了两根油条，独自开车去北京医院接杜志忠和他老婆。十多天前，他突然打电话求我，让我帮忙在北京找一位善于治疗抑郁症的好大夫，抑郁症是病，但是是个新生事物，好像得找心理医生，但据说北京城合格的心理医生与名副其实的中医一样稀少，都不会超过梁山好汉的总数。我问杜志忠，好好的怎么就抑郁了？他苦笑着说：“不是我，是我老婆，由于工作压力大，整夜整夜的失眠，老怀疑别人在背后议论她，最近整天说活着没意思，不如死了算了，到处藏安眠药，我真担心她出事，能通，我求过省驻京办主任薪泽金，这家伙开口就让我找你，说这事只有你能办，我也是没办法，只好麻烦老弟了。”听杜志忠说的诚恳、可怜，我一口答应了。费了一番周折，在北京医院联系上一位留德的心理学博士，据说是位弗洛伊德流派的门徒。帮人帮到底，杜志忠老婆抑郁了，一定不愿意让太多人知道，他说他找过薪泽金，我估计未必，当然窗户纸没必要捅开，因此我亲自开车去机场接杜志忠，想不到他女儿也一起陪着来了，杜志忠的女儿在省电视台当记者，长得娇媚可人。我安排他老婆和医生见了面，医生让他老婆写出自己的感受，结果她在纸上画了几十个黑洞，医生认为他老婆的病很严重，不仅缺去甲肾上腺素，还缺多巴胺和血清素，其实一旦缺少其中一种化学成分，人就会得抑郁症。医生给开了许多洋药，让杜志忠放一放手头的工作，陪老婆出去旅游。杜志忠听了哭笑不得，工作怎么可能放一放呢？医生见杜志忠为难，干脆让住院治疗，这一住就是十几天。今天该出院了，我去医院接他们时，杜志忠和他女儿早就办完了出院手续，一家三口上了我的车，我见他老婆情绪略有好转，虽然还是不爱说话，但是见到我总算点了点头。将这一家三口送上飞机，回来的路上，阴沉沉的天露出了点亮光，很有点放晴的味道，我如释重负地开着车，心里有一种美滋滋的感觉。我每次帮了别人都有这种感觉。我求的那位留德医生说，“抑郁症可能是个一次性事件”，我一直不太理解这句话，想不到傍晚，薪泽金告诉我一个意想不到的事件，他说杜志忠携妻带女从北京回东州，刚下飞机就在东州机场被省纪委双规了，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问薪泽金是不是开玩笑，薪泽金大声说，这种事敢开玩笑吗？我将信将疑地问，为什么？他说，杜志忠的举报信太多了，连林白书记都做了批示。我一听连林白书记都做了批示了，就知道杜志忠这次是在劫难逃了！我给肖鸿林当秘书时就认识杜志忠，那时候他还只是个普通处长，听薪泽金说，杜志忠和赵长征的秘书在省委党校培训时是同学，经赵长征秘书引见认识了赵省长，并深得赵省长的赏识，一手提拔到省交通厅厅长的岗位。杜志忠走上厅长岗位后，似乎政声还不错，怎么好端端就被双规了呢？如果杜志忠真腐败了，会不会刮着赵长征呢？亦或林白就是冲赵长征去的？政治斗争一向是云诡波谲，杜志忠被双规怕是大有文章。物理学上有“惯性定律”，政治学上当然也有“力”的概念；物理学上的“力”是运动在大小或方向上起变化的原因，政治学上的“力”是权势在大小或方向上起变化的原因。杜志忠被双规会不会影响清江官场上“力”的平衡，眼下看到的还只是“幻象”，要想做到洞若观火，就要按弗兰西斯·培根说的做，这就是“我们既不应该象蜘蛛，从自己肚里抽丝结网，也不可像蚂蚁单只采集，而必须像蜜蜂一样，又采集又整理。”在官场上，论搜集信息，谁也不是驻京办主任的个儿。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我从来就没相信过这句话，因为在官场上，权势就是力量，当了驻京办主任后，我发现“信息”就是力量。

星期日。晴空万里。这几天一直忙“东州农民工风采展”，夏书记任东州市市长时就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就任东州市委书记后，更是把培养农民工、关心农民工、推销农民工摆到了市委、市政府重要议事日程。长期以来，东州农民工用自己吃苦耐劳、诚实守信、乐于奉献、奋发进取的精神，赢得广泛赞誉。正值全国“两会”之机，夏书记认为，在两会代表、委员中，有各界精英、各方神仙，不乏有实业、有权力、有信息的能人，此时搞“东州农民工风采展”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融为一体。为了造势，也是为了利用省委书记的人际优势，夏闻天特意请林白参加开幕式，林白也不负众望，还请来一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参加。今天上午十点，北京农业展览馆里掌声雷动，锣鼓喧天，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省委书记林白为开幕式剪彩，市委书记夏闻天致开幕词并宣布风采展开幕。按理说，往年全国两会期间，是“跑部钱进”的最佳时期，各地驻京办“闻风而动”，各展绝活，北京西城区三里河周边的宾馆、酒店全部爆满，“跑项目”的地方官员一个个讳莫如深，各打各的小九九。今年只有东州驻京办按夏书记的指示，不仅没凑热闹“跑部钱进”，而且利用两会群英荟萃之机，大张旗鼓地向社会各界“推销”东州农民工，此举不仅受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充分肯定，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当天就与几十家驻京企业签订了劳务合同。林白对东州的做法高度赞誉，不仅饶有兴趣地观看了综合展区、县市展区，而且在技能展区被农民工现场技能展示深深吸引住了，连连称赞东州驻京办为东州农民工做了一件大好事，堪称东州农民工兄弟的“贴心办”。晚上夏闻天在北京园中餐厅包房宴请林白，我和薪泽金坐陪。席间，夏闻天有意无意地问：“林书记，杜志忠一案一晃过去大半年了，怎么迟迟没有结论？”自从杜志忠被双规后，谣言四起，有议论称，杜志忠是被人诬陷了；也有议论称，杜志忠虽然违纪违法问题严重，但有赵长征撑腰，很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还有议论称，杜志忠是清江省党政一把手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些议论不可能不引起夏闻天的担心，作为省委常委，最担心的就是班子团结问题，因此他看似有意无意地一问，实际是一种善意的提醒。林白淡然一笑说：“闻天，你的担心我理解，但我们党与腐败不共戴天，绝不会因为有上级领导赏识，就置党纪国法于不顾网开一面，任人唯亲。加上杜志忠，省交通厅连续倒了三任厅长，发人深省啊！不错，杜志忠是长征同志一手提拔的，之所以在两任厅长倒掉后，赵长征很高调安排杜志忠任交通厅厅长，就是希望他能不辜负组织对他的期望，在省交通厅筑起一道反腐倡廉的铜墙铁壁，想不到他还是步了前两任的后尘。怪不得哲学家霍布士说，‘水在自由时，必然流下山岗’，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自由啊。眼下各地市领导的中心工作，一是市政建设，二是修路架桥，这两项都是出政绩的事，拿修路来说，全省十八个中心城市迟早都要通高速公路，但是谁先通，谁后通，就关系到各地市领导的政绩了。所以，这些地市的书记、市长都来拜访交通厅长，争取项目。我听说，杜志忠下到各地市，都是书记、市长亲自接待，住五星级酒店总统套。杜志忠上任不久，就将老婆从高速公路管理局调任一家工程建设公司任董事长，专门从交通厅承揽工程业务，然后转包、分包，从中渔利。”夏闻天插嘴说：“林书记，这两年杜志忠可是全省廉政模范啊，在去年的全省廉政工作会议上，刘光大在会上还夸他下基层返回时，每次都要打开汽车后备箱检查一下，拒绝捎带任何礼品。杜志忠也在大会上发言，‘要让廉政建设，在清江省的所有公路上，向四面八方不停地延伸，不停地飞驰……’”还没等夏闻天说完，薪泽金扑哧一笑说：“夏书记，你也不想一想，能放在后备箱里的礼品，会是什么值钱东西？送他一条钻石项链，他会放进后备箱里吗？”杜志忠是我送上飞机后，一下飞机就被双规了，因此，杜志忠一案一直牵动着我的心，好几次在梦中都梦见自己和杜志忠一起被双规了，怪不得笛卡尔认为，“梦这东西好像画家，带给我们实际事物的写照”，他还认为“难保没有一个既神通广大又狡猾欺诈的恶魔，用尽它的技巧聪明来蒙骗我。假使真有这样的恶魔，说不定我所见的一切事物不过是错觉，恶魔就是利用这种错觉当作陷阱，来骗取我的信任。”毫无疑问，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这么个恶魔，只是有人不经意地将恶魔的瓶盖打开了，有人还没有发现那个装恶魔的瓶子。好在我看过《一千零一夜》，深知那个恶魔的瓶子碰不得，其实我也打开过瓶盖，并像渔夫一样放出了恶魔，只不过，我又及时将恶魔骗回到瓶子里，并且紧紧盖上了瓶盖。

星期三。多云。自从在黑水河上拦了一道大坝搞发电以来，东州市政府甚至清江省政府不得不采取多种举措，来应对黑水河库区潜在的地质灾害。从历史到现实，地质灾害几乎与黑水河库区所在地如影随形。仅一九八二年以来，库区已经发生滑坡、崩塌、泥石流多达七十多处，规模最大的四十余处，共致死四百余人，并造成严重经济损失。黑水河蓄水后，由于干流水位每年在汛期和枯水期都有大幅度涨落，水位急剧上升或下降，很容易导致一些老的崩塌滑坡体复发，会软化土石，抬升坡脚，并增加坡体负重，从而诱发滑坡的发生。特别是两岸居民迁徙到更高海拔地区之后，一些古滑坡带可能会重新复活，新的滑坡也可能会被引发。黑水河库区有的地质条件复杂程度世界罕见，数千年来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破坏可观，加上前期研究大多围绕着大坝本身的安全而进行，库区地质灾害对周边居民以及环境的影响，仍然有着太多的未知数。特别是位于滑坡体中心地段的万寿县，其中心地段上建有二十万平方米的房屋，常住人口有五千多，流动人口高达三五万人，一旦滑进黑水河，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梁市长作为黑水河库区东州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总指挥，年年都要进京化缘，申请地质灾害防治资金。今天的防治资金迟迟没有划拨到位，梁市长心急如焚，他几次进京拜见国部长，国部长都让再等等。弄得梁市长如坠云里雾中，就连我这个“跑部钱进”的高手，也没把准国部长的脉。为了稳妥起见，此次进京拜见国部长，梁市长带上了民营企业家王祥瑞。这几年王祥瑞可是东州城内众口腾喧的人物，他经营的永盛集团生意做的是顺风顺水，与王祥瑞在京城砸大钱、送大礼，大规模、全方位地交结京城大员们有直接关系，王祥瑞原本是皇县农民，开矿起家，被贾宝玉称为“禄蠹”的须眉浊物肯降尊舒贵跟一个满口方言土得掉渣的乡巴佬称兄道弟，就因为他有大把大把的钞票。都说驻京办是中国肌体上的毒瘤，其实与京城太子党们、公主们、夫人们到七大姑八大姨乃至秘书司机们扯上关系的，何止驻京办主任？说句实在话，驻京办主任不过是跑龙套的。梁市长是在北京园中餐厅宴请国部长的，为了讨国部长的欢心，我特意让北京园总经理朱明丽高薪聘请了一个专门善做国部长家乡菜的厨子，国部长的家乡在上海农村，我通过他家的保姆打听到，国部长爱吃母亲做的上海名小吃“熏蛋”，由于母亲去世多年，他已经很久没吃过“熏蛋”了。因为“熏蛋”这个曾经的上海名小吃早就在上海大部分的老饭店中销声匿迹了。为了学习老上海菜，我们请的这位厨师曾经遍访过上海老饭店退休的老厨师长，学习了一百多道真正的老上海名菜，其中就包括国部长爱吃的“熏蛋”。这道菜一上桌，国部长眼圈就有些湿润，我估计这道菜引起了国部长的思母之情，梁市长示意国部长品尝，国部长像品钻石似的将蛋放入口中，闭着眼咀嚼起来，我借机尝了一口，蛋入口中就有一种别样的感觉，鱼子酱迸射出的酱汁和嫩嫩的蛋黄交相在口中流转，可谓是回味无穷。这时国部长放下筷子颇为感慨地说：“梁市长，自从家母过世后，十几年没有吃过‘熏蛋’了，这道菜一下子把我带回了家乡啊。”王祥瑞满脸堆笑地插话说：“国部长，听口气你像很多年没有回过家乡了。”国部长显得有些惭愧地说：“是啊，是啊，官做到省部级，也不曾为家乡做过什么贡献，无颜见江东父老啊！”王祥瑞不失时机地说：“国部长，咱为家乡把贡献做了，不就有颜见江东父老了吗。”王祥瑞特意用了一个“咱”字，一下子拉近了与国部长之间的距离。国部长长叹了一声说：“对啊，为家乡做贡献需要钱啊。”王祥瑞豪爽地说：“国部长，为家乡做贡献是做公益，可以捐款呀，有什么可愁的。”国部长眼睛顿时亮了起来，他佯装为难地说：“村里找过我，要修一座烈士陵园，只是数目太大啊。”王祥瑞慷慨地说：“国部长，一座烈士陵园能用多少钱，只要您说个数，这笔钱我捐了。”国部长欣慰地拍了拍王祥瑞的肩膀对梁市长说：“老梁，企业家要是都像王老板这样心怀天下就好喽。王老板，这座烈士陵园要一百多万，既然你这么慷慨，我代表家乡父老及烈士家属敬你一杯！”王祥瑞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干了杯中酒，我不失时机地问：“国部长，能为我们讲一讲烈士的英雄事迹吗？”国部长深沉地叹了口气说：“这就要从解放前说起了，当时我父亲和我母亲都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以假夫妻的名义一起潜伏在国民党要害部门，长期的地下对敌斗争让我父亲和我母亲产生了革命爱情，国民党军队大撤退前夕，母亲怀上了我，但是由于斗争需要，组织上决定父亲随国民党军队一起撤往台湾继续潜伏，母亲因为怀着我留了下来，回到家乡参加土改工作，不瞒你们说，我一出生就没见过我的父亲，连照片也没有，母亲说，我长得特像我父亲。一晃到了文革，有人说我母亲是台湾特务的家属，没完没了地批斗，最后母亲实在受不住折磨，只好向组织说明了父亲的真实身份，这件事被当作新闻登在了报纸上，结果已经升任国民党将军的父亲暴露了，被执行了死刑。这两年两岸局势越来越好，村委会派人去台湾取回了父亲的骨灰，也是想让烈士英灵魂归故里，我更想让父亲和苦苦等了他几十年的母亲合葬在一起，父亲是名副其实的烈士，村里想借我的力量筹一笔钱修个烈士陵园，好让后代不要忘本，你们知道，我为官一向两袖清风，这一百多万可把我难住了，梁市长，王老板可是为我解了围了，不然我可真无颜见家乡父老了。来，我敬你们一杯，什么也不说，全在酒里里了。”国部长说完一饮而尽。梁市长见与国部长之间的“扣”解开了，非常高兴，他乘胜追击地说：“国部长，马上进入雨季了，强降雨是诱发滑坡的主要原因，特别是万寿县的‘老虎石’地带，关涉数万人的生命财产啊，可是每年部里拨下来的治理经费真是捉襟见肘，这次能不能多给些钱，干脆一次性解决掉这个大隐患。”国部长点上一支烟深吸一口说：“老梁啊，你的心情我理解，情况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盘子就是那么大，在申报工程治理项目中，一些市县多报地质灾害防治项目、夸大灾害严重性，以套取中央项目资金，情况复杂呀，不过，黑水河库区的情况不属于这种情况，一直是部里最重视的，你放心，老梁，钱很快就会拨下去，这个数应该够了吧。”说着国部长伸出三个手指头，梁市长当即为国部长斟满了杯中酒，真诚地说：“国部长，您就是黑水河库区老百姓的活菩萨呀！”斯宾诺莎认为，“爱神者不会努力让神回爱他”，今天这一幕则让我发现，爱权者必会努力让权回爱他。莱布尼兹认为，一切事物总得有个充足的理由，这个充足的理由就是神，对于国部长来说，权就是神。不过，“在大热天里当你渴极的时候，喝点凉水可以给你无比的痛快，让你认为以前的口渴固然难受，也值得忍受，因为若不口渴，随后的快活就不会那么大。”正因为如此，我才赞同莱布尼兹的观点，“有些大善与某种恶必然密切关联着”。就犹如诺大的北京城离不开驻京办一样，无论人们怎么看驻京办，驻京办的“小恶”都成就了地方经济发展的“大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