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远行之----明代传说(五十)（1/2）

明朝获得了欧洲的战船和火炮，并使自身的造船与火器技术得到提升，但是对于外面的世界，我们依然是一无所知。明朝可以为小小的屯门与葡萄牙人大打出手，却愿意为两万两的税金放任其盘踞澳门，100年后，明朝同样为了靠近大陆的澎湖而将荷兰舰队重创，却对其占领台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不能不说是明朝长期锁国政策的悲剧：但求大陆无事，化外之土不足取也。而对于中国科技发展史来说，这场战争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件，明朝的东南沿海与欧洲殖民者进行的一系列小规模战斗，使大航海时代初期的欧洲人意识到征服中国只是愚蠢的想法，与中国搞好关系谋求经济利益才是正途。于是才有了明朝中后期西方科技的陆续传入，并使中国古代科技达到了又一个飞速发展的高峰期，也使长期处于封闭状态里的明朝人开始放眼看世界，明朝时期最早进入中国的一批传教士，都惊叹于中国知识阶层对于西方科学的渴求精神，如徐光启等有识之士更开始尝试引进西方科技改良中国的天文，历法乃至农业生产，虽然起步稍晚，明朝却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着向知识时代的迈进。遗憾的是，随着满清的入关，中国通向世界的大门被彻底的封锁，之后就是百年的屈辱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朝宋应星的科技文献巨著《天工开物》正是在这一时期传入了西方，并对西方手工作坊式的生产力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接推动了科技革命的早日到来。

现在，也许没有多少人知道在五百四十多年前发生过一场异常惨烈的北京保卫战。在刀光剑影中，拯救国家于危难之时、力挽狂澜的人，却是一位文弱的书生——于谦。虽然战争的烽烟已随着历史远去，但是我们不能忘记那个立下丰功伟绩的民族英雄于谦，也不能忘记那个两袖清风的清官于谦，更不能忘记那个身赴刑场的悲剧人物于谦。

于谦是明朝历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大臣，以拯救民族、国家命运为己任，其一生配得上《明史》中“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的赞语。他的命运与明朝中期两件大事变(土木之变与夺门之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而前后的境遇却截然相反，可谓悲喜两重天，令人感叹不已。

于谦，字廷益，浙江钱塘人，生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在年少时，他就展露出卓尔不凡的气质。据说于谦七岁时，一个僧人见到他，觉得这个孩童日后必有大的作为，断言他是将来的“救时宰相”。少年于谦，机智过人，能诗善对。八岁时，一次他穿着红色衣服，骑马玩耍。邻家老者觉得很有趣，戏之曰：“红孩儿，骑黑马游街。”于谦应声而答：“赤帝子，斩白蛇当道。”下联不仅工整，而且还显露出他非同寻常的气势。

永乐十九年(1421)，二十四岁的于谦中进士。宣德元年(1426)，汉王朱高煦乘新君嗣位未稳之际在乐安州起兵谋叛，于谦随宣宗朱瞻基亲征。汉王未战而降，宣宗命于谦口数其罪。于谦义正词严，声音朗朗，朱高煦趴伏于地，战栗不已。宣宗非常欣赏于谦的口才。在宣宗的安排下，于谦以兵部右侍郎衔巡抚河南、山西，有政绩。正统十三年(1448)，于谦**入京。如果不是第二年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变，于谦也许终其一生都是明廷一个兢兢业业的官僚而已。这场大事变将于谦推上了政治前台，做出了非常事业，似乎应验了早年僧人的预言。由此，于谦在历史长廊里留下了他动人心魄的身影。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率领铁骑分四路大举南犯。年轻气盛的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蛊惑下，幻想着像其曾祖父成祖朱棣那样数入漠北建立赫赫军功，所以不顾群臣劝阻，贸然亲征。八月十五日，在土木堡，明朝数十万大军被蒙古军队一举击溃，英宗也成了也先的阶下囚，史称“土木之变”。土木之变，影响深远。它标志着明朝失去了对蒙古军事力量的优势，也是明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土木之变，使得明朝面临的局势极其危险。英宗为也先俘获，明朝陷入了国无君主的窘境。同时，英宗成为也先手中的一个筹码，随时随地可以向明廷要挟索价。也先挟持英宗，乘土木新胜之余威，率众直趋北京，欲一鼓作气攻取明朝的京城。而数十万明军在土木堡一役土崩瓦解，北京守备空虚，形势岌岌可危。

当时北京城内人心惶惶，许多大户人家纷纷南逃。朝廷上下，群臣惊愕，束手无措。皇太后孙氏和英宗的皇后钱氏将宫中的财宝搜刮一番，用八匹健马驮赴也先大营，幻想能够以此换取英宗的自由之身。当然，这种妇人之见是不会产生任何实际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