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四章 限共溶共（1/2）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的灾难年代。年代之初日军就开始对中国发起挑衅。七七事变则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进攻。积弱太久、力量涣散的中国军队在日军刚开始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中国进入了危急存亡的关头。国民党政府被迫从南京迁至武汉而至重庆。蒋介石也被迫飞往各个战场进行督战。也是事态所逼。严峻的事态并沒有给蒋介石时间和机会去思考和调整国内事务。1938年10月后。日军随着占领地的扩大。兵力已不够分配。同时由于其它各方面的复杂因素。诸如借钱打仗。国际信用度降低；军费巨大的开支。迫使国内租税加重。国内人民的厌战情绪增加等。日本开始改变战略。进攻步伐逐渐缓慢下來。为蒋介石解决国内事务、消除自己的忧虑和恐惧提供了时间和机会。同时日本的新战略也给了蒋介石心理上的空间。注意力转向了国内。

日本的新战略在政治上从反蒋转为拉蒋。将重点放在对国民政府“和平工作”上。使蒋介石可以暂时从抗日事务中脱身出來。所以蒋介石才会在1939年1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目前急患不在敌寇”。而在“共产党之到处企图发展”。

日本的侵略也给了蒋介石统一全国的政治机会。中国多年來一直处于各路诸侯、各派势力独霸一方的局面。虽然表面上蒋介石政府重新统一了中国。但中央政府形同虚设。除了对中共的忧虑和恐惧之外。各派军阀势力也是蒋介石头痛的问題。日军的侵略给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借机统一全国、发展自身的藉口和机会。

中共的军队在抗战中得到了发展。同样在抗战中国民党的军队也得到了极大的扩充。国民党军队“自开战至本月二十日（注：此时为1938年11月20日。）。共计补前方兵员为一百九十四万七千余（其川滇桂晋冀鲁各军自行补充此尚未计及）”。虽然抗战初期中国军队遭到了重大损失。伤亡总数截至五中全会前约一百一十万人。但兵额较开战时还有增多。“现时共约二百五十余万人。开始时共约一百七十余万人”。并且何应钦认为：“我国军队现有之武器较诸开战时。在数量上及素质上。均优胜。”所以对蒋介石国民党來说。坚持抗战的大旗。不仅是民族主义之必须。而且给自身带來莫大的实惠。蒋介石借机发展自己的势力。消除和减少一切不利因素。实现和巩固自己的统治。是五中全会召开的一大背景。当然。英、美为自身利益考虑而牺牲中国以求同日本妥协。对国民党进行劝降。这方面的背景也不可忽视。

中共虽然只有约20万左右的军队。但却是国民党最头痛的问題。阎锡山称王山西。但威胁不大。冯玉祥调至中央。难有作为。将全国划分成几个战区。李宗仁就被迫离开广西。成为无水之龙。其余如刘湘、龙云之流也难有作为。假以时日。应可收服。并且在抗战大旗下。蒋介石可以随时任意支配他们的军队。如调李品仙、廖磊军把守津浦线南段。云南的卢汉军拱卫武汉等。并进可随时进行分化和瓦解。急患中共。它有着李宗仁、阎锡山等军阀所沒有的猛烈的发展势头。

国共之间有着很尖锐的矛盾。在日军进攻局势紧张时。被遮蔽了。当局势缓和下來后。很快凸显。这正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与国共关系变化的症结所在。同样也是随后出现的愈演愈烈的国共磨擦的症结之所在。

抗战爆发后的国共合作虽然消弭了两党间的战火。但国民党内对中共的敌视依然存在。其实国民党认为中共进行国共合作就是另有企图。缺乏合作抗战的诚意。这在国共两党就合作问題洽谈及合作之初就已存在。在国民党人看來。中共借“和平团结。共同御辱”的旗号來保护自己。并会借机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