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秋闱（上）（1/2）

十二天前沈云才刚刚踏入杭州府，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还剩下三天便该秋闱了。

十二天里，各府的士子也纷纷涌入杭州府，省城内的客栈旅店商会所，皆涨价了几倍，却仍然爆满。就这样，还有许多考生要借宿在离杭州贡院较近的民居内，当然价钱只贵不贱。

在这时候走在街上，满眼都是戴方巾，穿蓝衫的读书人，相互打招呼都要引经据典的，一时间满城酸气熏天。

在这时候举行的文会，规模自然比以往大了很多，也就有一些曾经取得极高名次的科场老前辈，会应巡抚，提学之邀，来登台授课，传授的不是古籍经典，而是传授科场经验，从该如何准备赴考，到应试时的心得经验，都是深受考生欢迎的话题。因此听课的士子达千人之多，可谓十分壮观。

关于考试内容的讨论，自然是文会的重中之重。文会中也会有老前辈对主考官进行判断进行押题，较之于县试，府试，院试和岁考，乡试的试题质量和考试科目及科考时间都大有拓展，许多第一次参加乡试的考生，往往不能适应其考试强度，导致身心崩溃，中式希望大减。因此接文会之际来帮助这些人。

所以考前一定要对考试的科目与形式进行充分了解，并做好全部的准备。乡试会持续九天，共分三场，每场三天。其中八月初九曰为第一场，十二曰为第二场，十五曰为第三场，期间不得随意出入考场。

八月初九为初场，试以《四书》义三道，试以《论语》一文、《中庸》一文或《大学》一文、《孟子》一文，五言八韵诗一首，每道四书题二百字以上。《五经》义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要是答不完，允许各减一道，但也别指望会有好名次了。五经是治其其中的一本，叫治本经，因此有五经魁，其中《春秋》最难

十二日第二场，试以五经一道，议论文要求三百字以上。判语五条，诏、判、表、诰一道。

十五日为第三场，试以五道时务策即结合经学理论对当时的时事政务发表议论或者见解。未能者，许减二道。

乡试的第一场考四书五经，很显然是为了测试考生对儒家经典的熟悉及认识程度。而第二场是为了考察生员判别是非，撰写各种公文行政的能力。第三场，则是为了考察生员们在古今政事方面的见识。这一套考试内容及规定，是从洪武十七年复开科，便一直沿用至今。如果考官能严格对待三场的试卷，全面考察生员的话，毫无疑问选拔出的举人，便大都是有文化、有见识、有能力的行政人才。可见太祖皇帝和刘伯温制定的科举细则时，确实是想为国家选出真正的实用之才。当然还有国子监监生做监制度，不过这个到明朝中期就被破坏的体无完肤了。但可惜的是，在实际阅卷过程中，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乡试阅卷是出了名的时间短，任务重，神人也不能保质保量的完成工作。

大明律有规定，从八月十二头场试毕后，便由主考官掣房签分卷，然后各房开始分头阅卷。而录取放榜的时间，不得晚于八月底，距开始阅卷时间不过十来曰。再扣除中间休息时间，真正的阅卷时间也不过三四曰而已。而两位主考官并不是直接批卷的人，他们只是为六位同考官推荐上来的试卷把关，决定取与不取。所以全部的阅卷任务，都压在几位同考官身上。这如果在明初还能勉强可以胜任，因为在明初经过多年的战乱，导致人口锐减读书人少了。比如说洪武四年，只有一千二百余人应浙江乡试，而时至今曰，这个数字已经达到四千多人。可见太祖皇帝制定科举制时完全没有考虑到后代的事，并且太祖皇帝规定不得违背祖制。这就苦了这些同考官了。不像后世高考的阅卷老师如此之多，可以在几天内完成。

而乡试的阅卷，他们必须做到字斟句酌，绝对不能像县府院三试那样一目十行，走马观般的批完了事。这近千万字的阅卷重任，全压在六位同考官身上，没办法谁让乡试是国家的抡才大典，取中便是举人，举人便有资格做官了，其重要性可见之。所以为了保证本场乡试的阅卷质量，在公布录取名单之后，各省还需将取中举人的试卷解送到礼部复查考卷，这个步骤叫做“磨勘”。

“磨勘”一般由礼部会同翰林院完成，那些清贵无聊的官员们，简单说就是几个清水衙门进行会审每一份试卷，检查考官在阅卷过程中是否有舞弊现象，以及考官阅卷是否认真。而对于同考官阅卷过程中的错漏，一经磨勘查出，都会进行严厉的处罚。按照规定，同考官阅卷过程中，没有通篇句读的，会有降一级的处罚，如果同考官句读有误，则会罚俸一年。情节严重的，还会降几级，罚数年俸。那些同考官本就是些六七品的小官，谁能承受得了。

而在句读上做文章，来让同考官们好生阅卷，为国家选出真真的人才，这主意简直变态到了极点。因为明朝时期不像现代写文章有标点很方便阅读，那时写文章是不用标点。同考官阅卷时，必须仔细读过每一篇文章的每一句话进行揣摩，否则根本无法断句圈点，所以同考官阅卷根本不可能一目十行，他们必须逐字逐句的阅过，不仅要注意文字通顺与否，还要给每份试卷写评语，并陈述是否荐卷的理由。

不过经过上百年的变通之后，考官们渐渐形成了一种默契，阅卷只重头场七篇八股文，也就是四书五经，而对于后面的两场，只需文字通顺，没有错别字即可。